（新书推介）高淮生：《周汝昌红学论稿》
目 录
第一章、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
一、落落寡合的个性与孤独无助的心境
二、“光荣的孤立”与“我占有真理”
三、孤独感的另一种衍射：对“红研所”“红界”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与嘲讽
第二章、《红楼梦新证》：说不完的话题
一、《红楼梦新证》的几个版本
二、《红楼梦新证》的写作缘起
三、《红楼梦新证》的揄扬贬抑
第三章、“红学四学”：红学何为？
一、什么是红学？
二、何谓红学“四学”？
第四章、中华文化之学与新国学
一、红学是中华文化之学
二、红学是新国学
第五章、周汝昌与周氏红学的影响
一、周汝昌与周氏红学是红学史绕不过的话题
二、周汝昌与周氏红学颇具有国际影响力
附录一 “‘周汝昌与现代红学’专题座谈会”综述
引言
一、会议情况简介
二、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
三、座谈会侧记
四、几点启示
附录二 非求独异时还异，难与群同何必同——悼念周汝昌先生
后记
后 记《周汝昌红学论稿》这部小册子的写作缘起于2016年7月29日下午登门拜访刘梦溪先生时的交谈，这次拜访是事先与乔福锦兄约定的,在交谈中我们谈及2018年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之事。
刘梦溪先生说：既然是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你们就要拿出成果来！福锦牵头主编《周汝昌全集》，淮生通论写得好，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周汝昌论》，十几万字即可。有了这些成果，效果才会更好。
当时刘梦溪先生希望笔者撰写的《周汝昌论》并不仅限于周先生的红学业绩，包括周汝昌的诗词、书法等方面，笔者听罢，虽然觉得这建议很好，却并不敢即刻承应下来。因为，笔者所撰著的《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书稿尚待完稿，且尚有一些学术活动需要策划组织，担心没有精力做这件事情，畏难情绪油然而生。
不过，写一本《周汝昌论》的想法倒是此前已经想过的，当然不是现在就写，打算把多卷本《红学学案》书稿最终完成之后再来构思，笔者深知完成一部《周汝昌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此后，在师友的鼓励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先写《周汝昌红学论稿》吧。
今年11月于深圳银湖会议中心召开的红学大会上，笔者做了主题演讲，现摘要如下：
我在演讲之前先回应一下苗怀明教授发言中的观点：1、我们有没有资格批评潘重规？2、与其批评或批判，不如学理反思？我认为，以上两句话可以作为下一个红学百年的基本原则！
近三年来，我与乔福锦教授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编辑部主编李金齐教授以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范富安主编的鼎力支持下，策划并举办了五次高端论坛和座谈会，即2015年春在徐州召开的红学学术史反思高端论坛、2016年春在郑州召开的红楼文献学高端论坛、2017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召开的红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以及2016年10月和2017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座谈会，其中《“周汝昌与现代红学”座谈会》影响很大。
我们集中研讨了红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建构、红楼文献整理与文献学建构、红学学科反思与建构三个方面的议题。我们集中讨论的主要是下一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的话题，至于红学是什么这一敏感问题，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下去，并不断扩大共识。如果能认同以上三个方面是红学的范畴，至少说明参加研讨的学者专家们已经达成了共识。
“什么是红学”的论争在刘梦溪撰著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被列为“第十四次论争”，周汝昌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应必诚最先回应，这次论争至少在今天看来意义最大，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我的红学工作主要侧重于红学学术史方面，即学案体红学史的初创与完善，为百年红学做“建档归宗”的工作。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学术工作的进展过程中竟分流出红学通论专题，即《周汝昌红学论稿》。
《论稿》沿袭了《红学学案》的基本写法，在此基础上增强了评论的力度，即便是评论，仍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而不是“以论代史”。譬如“借力打力”“春秋笔法”，为什么这样写？因为红学的学术生态不尽如人意，谈学术总纠缠着人事纠纷。
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我策划组织召开《“周汝昌与现代红学”座谈会》之后，有人传说我是“周派”，我调侃地说“我是山药蛋派”！（笔者按：胡文彬先生、张庆善先生先后告诉笔者这一外界传说，可见这一传说引起了关注。据查：山药“生则性凉，熟则化凉为温”，有补肺、健脾、固肾、益精之功。）这种传说纯粹闲极无聊！
如果说因为我在《红学学案》中写了《周汝昌学案》，且组织策划了周汝昌红学座谈会，于是就成了“周派”，那么，我写《冯其庸学案》就是“冯派”，写《李希凡学案》就是“李派”，我若写《胡适红学学案》就是“胡派”啦？真是一派胡言！如果有人立意要为我划“派”，那就请称我“学案派”吧！尽管能否成“派”尚未可知，不过，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
我的《周汝昌红学论稿》写了三个月，近二十万字，可以认为是《红学学案》的学术延伸，可以看作红学“通论”的示范性作品。明年初，我们要再办一个《论稿》出版座谈会，继续研讨“周汝昌与现代红学”这一话题。
同时，我很期待有人能够写出《冯其庸红学论稿》和《李希凡红学论稿》来，因为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三位先生的红学活动关涉到红学的学风建设和红学学科建设。我认为，批评与建构两者不可或缺，但批评要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适时而变，红学最需要建构，《红学学案》则重在建构。我热切希望大家一起来反思和建构，从而使红学健康发展并永远“红”下去！
以上演讲对于读者理解笔者撰著《周汝昌红学论稿》的处境和学术用心有所帮助，所以附录于“后记”中。
又记，笔者的“建构”工作又有了新的收获：张锦池先生弟子吴光正、孙志刚主编《张锦池先生八秩称觞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收录了笔者撰述的《张锦池的红学研究：考论结合、建构新说》一文，该文列入“附录三：张锦池先生学术著述学界评论选粹”。可见，“建构”宜传学脉！
《周汝昌红学论稿》这部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中，顾斌小友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他的热情鼓励和竭诚帮助对于书稿的顺利写作功不可没，这份情谊将容后撰文详加表彰。感谢我的弟子们尽心尽力地抄录《论稿》引文资料的辛劳工作，为笔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使得这部小册子得以在三个月内完稿。
同时，十分感谢徐家春小友的勤劳工作，笔者一边撰写，家春一边审校，使得《论稿》的写作和出版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笔者曾不无歉意地说：“家春，咱们这样一边写作一边审稿，将来值得回忆，你别嫌麻烦啊！”家春小友说：“不会麻烦的，出版行业本来就是一个事无巨细的精细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精雕细琢。很多参考文献，都需要一一查证，我们能多一些就多做一些。”笔者调侃道：“嘿嘿！看来，我引文越多，你的工作量越大——那咱就干脆不引文了可否？”家春小友答：“那可千万不行，引文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呀！”
同样需要真诚地感谢的是为了《周汝昌红学论稿》顺利出版而付出宝贵精力的出版社的领导和编校印制的同志们。
2017年11月27日10时于槐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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